1951年，湖南长沙。毛泽东与旧日同窗谈起朝鲜战场，话题绕到了毛岸英牺牲一事。周世钊问得很直接：“岸英的死，和彭老总有没有关系？”毛泽东没有回避，回答说：“岸英的死，罪魁祸首是美帝国主义。彭老总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是对的。”
这句回答，分量很重。它既是对彭德怀的安慰，也是对战场责任的判断。毛岸英不是因为特殊身份被安排到后方，而是作为志愿军司令部的一名俄语翻译和秘书，随部队进入朝鲜。他的牺牲，发生在敌机轰炸中，并非指挥上的人为谋害。
1950年11月25日上午，朝鲜平安北道大榆洞一带，志愿军司令部遭到美军飞机袭击。此前敌机已经出现过，人员进入防空洞躲避。警报稍有缓和后，毛岸英和高瑞欣等人返回屋内处理文件，第二批敌机很快再次来袭，投下大量燃烧弹，房屋被击中，两人未能撤出。
毛岸英牺牲时，年仅28岁。彭德怀得知消息后非常悲痛，但他明白，司令部遭到轰炸、人员伤亡，必须立即向中央报告。当天，他向军委发出电报，说明轰炸经过和人员伤亡情况。电报文字克制，却掩不住其中的沉重。
周恩来最早看到了这份电报。毛岸英是毛泽东的长子，消息一旦送到北京，意味着毛泽东将承受丧子之痛。经过权衡，中央决定暂时不把消息立即告知毛泽东，等到合适时机再说。这不是要遮掩事实，而是考虑到战局紧张，也担心突然打击影响最高统帅的工作。
真正向毛泽东当面报告的人，是从朝鲜回国汇报战况的彭德怀。1951年初，他在北京向毛泽东讲完军事情况，才把毛岸英牺牲的消息说出。毛泽东听后沉默良久，点燃香烟时，火柴连划几次才成功。彭德怀自责地说：“是我没有照顾好岸英。”
毛泽东没有把责任推给他，而是说，岸英是志愿军中的普通一员，不能因为是自己的儿子，就不让他承担战场风险。这样的表态，并不意味着父亲没有痛苦。恰恰相反，越是克制，越能看出这份痛苦被压在了工作责任之下。
毛岸英之所以主动报名，与他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1922年10月24日，他出生在湖南长沙。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与杨开慧分离，5岁的毛岸英跟随母亲回到板仓。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被害，毛岸英当时只有8岁，曾亲眼经历母亲被捕和诀别。
此后，他与弟弟们辗转生活，先后在上海接受党组织保护，后来又被送往苏联。战争年代的磨炼，使他很早便接触到革命和军事生活。1946年回国后，他没有只停留在父亲身边，而是到农村、工厂等基层接受锻炼，学习生产和群众工作。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毛岸英提出参加志愿军。毛泽东同意了，但彭德怀起初并不愿接收。他清楚，朝鲜战场上美国空军占有优势，司令部也并非绝对安全。彭德怀曾劝他留在后方，毛岸英却坚持说：“我也要到战场上去，不能因为是主席的儿子就例外。”
毛岸英会俄语，曾在苏联生活并参加过军事训练，这成为他进入司令部工作的实际条件。为了避免特殊身份带来影响，他在部队中没有公开自己的家庭背景，使用的是普通工作身份。对外，他只是司令部的翻译和秘书。
1950年10月15日，毛岸英与刘思齐结婚。婚后仅仅几天，10月19日，他随志愿军司令部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新婚生活没有真正展开，随行的行李也很简单。谁能想到，这次出发竟成永别。
毛岸英牺牲后，彭德怀等人商议，将遗体安葬在朝鲜战场附近，不运回国内。毛泽东得知后表示赞成，认为岸英既然是志愿军战士，就应当和牺牲在朝鲜的战友一样，长眠在那片土地上。这个决定，也体现了志愿军烈士共同安葬的原则。
多年以后，整理毛泽东遗物时，工作人员发现几件并不属于他的衣物：三件衬衫、一双袜子、一顶军帽和一条毛巾。经辨认，这些是毛岸英留下的东西。毛泽东没有把思念写在言语里，却把儿子的遗物保存了许多年。至于彭德怀是否有过失，毛泽东在与周世钊交谈时已经给出了明确答案：真正夺走毛岸英生命的，是朝鲜战场上的敌机，而不是执行指挥职责的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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