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倪 弋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马路小学的师生在课间活动。
丁根厚摄
浙江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在辖区小学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金思成摄
安徽马鞍山市和县公安局民警向孩子们讲解安全知识。
秦祖泉摄
江苏兴化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在辖区小学讲解未成年人保护法。
周社根摄
今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和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同比分别下降2.2%和9.8%，为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双下降”背后，是各有关方面协同发力的结果。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条从代表建议“提出”到“办理”再到系统施策“治理”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链条，清晰而有力。
在2025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省地方志研究院）二级教授吴梅芳提出《关于履行检察职能加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工作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
《建议》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确定为重点督办建议，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协办。《建议》及其办理实践，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和代表工作委员会列为高质量办理代表建议典型案例之一。
一份沉甸甸的人大代表建议
《建议》的产生，源于一名教师的深切忧思。
8年前，在一次基层走访中，吴梅芳听到了一名乡村教师的担忧：“孩子父母不在身边，跟着老人，最近总和一些社会青年混在一起，我真怕他学坏，可除了着急，不知道能做什么。”
乡村教师的话，深深地戳中了吴梅芳的心，也引发了她的关注与思考。
此后8年，她的履职视线紧紧锁定了“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这个主题。她的案头，逐渐累积起厚厚的调研资料与分析报告。
吴梅芳注意到，2021年至2023年，检察机关办理案件中14至16周岁低龄犯罪嫌疑人人数有所上升，未成年人犯罪呈现新特点、新动向。家庭教育缺失、校园安全隐忧、网络不良信息侵蚀、对留守儿童关爱不足……问题错综复杂，绝非单一药方可以根治。
多年的持续关注，让吴梅芳深刻地意识到，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问题，表象在个体，根源在环境，关键在预防。
从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到整治校园周边环境，从规范网络空间到强化社会支持体系……她将思考转化为一系列人大代表建议。
“反映一个现象是履职的开始，但推动系统治理，才是履职的目的。”吴梅芳坦言。
厚积薄发，水到渠成。在前期建议的基础上，2025年的全国两会上，吴梅芳提交了那份酝酿成熟的《建议》。
这份《建议》并非“就事论事”，而是着力于构建体系。它明确提出，应推动建立“前端预防敏锐、中端干预精准、后端矫治有效”的立体化治理闭环，并从“提升监护水平”“加强普法宣传”“凝聚社会共识”3个维度，提出了具体可行的路径。
“它就像我精心培育了多年的孩子。”吴梅芳说，这份凝聚了8年深入思考的建议，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确定为重点督办建议。一场致力于未成年人保护的跨部门协同发力，就此拉开帷幕。
一场跨部门协同的务实办理
当这份承载着深沉关切与系统思考的《建议》送达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厅办公室主任范向利的案头时，这名长期奋战在未检工作一线的“老兵”，感受到的既有沉甸甸的压力，也有强烈的共鸣。
“《建议》里提到的分级干预、督促监护、法治副校长实职化等问题，句句说到了我们的工作难点和未来的发力方向上，代表和我们想到一起了！”范向利说。
最高检党组高度重视，明确指示要以此《建议》办理为契机，推动未检工作从“办好案”向“治未病”深化，实现“落实型”办理。
办理流程跳出了传统的“你提我答”模式。
最高检办公厅、未成年人检察厅迅速建立与代表的常态化沟通机制。不是简单的成果汇报，而是坦诚的问题研讨。检察机关多次邀请吴梅芳代表参加专题调研、座谈交流，面对面介绍工作进展，也毫不回避地探讨实践困境，就“督促监护令如何更具刚性”“专门矫治教育如何更好落实”等具体问题，反复征询代表的意见。
“我们不仅反馈办理进展，更坦诚地探讨难点，听取代表对具体举措的反馈意见，确保《建议》办理紧贴现实需求。”范向利说，“答复不能只讲‘过去时’，更要讲‘将来时’——把我们的打算告诉代表，请代表看看路子对不对、步子实不实。这才是对代表负责，更是对人民负责。”
这种“办中互商”，也延伸到了各协办单位之间，汇聚成“同题共答”合力。中央网信办聚焦净化网络生态，提出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的具体举措；教育部围绕控辍保学和心理健康教育，拿出强化学校主阵地的方案；公安部结合治安管理，明确整治重点场所的部署；共青团中央则着力于完善社会支持体系，动员青年社会组织广泛参与。
多部门多单位的反馈不是工作列表，而是被编织成一张目标同向、措施互补的“网”。最终形成的答复文稿，本身就是一份高质量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的协同工作方案。
《建议》办理的答复文稿，在2025年最高检组织的全国两会建议提案优秀答复文稿评选中，获得了综合得分第一。但真正的“答卷”，在校园、在社区、在网络、在每一个关乎孩子成长的环境里。
针对“提升监护水平”，检察机关联合妇联、关工委等部门单位，大力推广“督促监护令”，并探索跟踪回访机制，发布系列家庭教育指导典型案例，让“依法带娃”从理念走向实操，努力补上缺失的监护。
针对“加强普法宣传”，全国数万名检察官法治副校长履职更加深化，从定期授课发展到帮助学校培养自己的法治教育力量，并广泛运用模拟法庭、法治情景剧等沉浸式体验，让法治的种子在未成年人心中生根。
针对“凝聚社会共识”，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推动对电竞酒店、剧本杀等新兴业态的规范管理，并协同相关部门持续整治网络乱象，努力为未成年人营造清朗的线上线下空间。
一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
《建议》办理的成效，最终要由实践来检验。2025年涉未成年人犯罪的“双下降”，正是这份成效最直观的注脚之一。数据背后，是许多可能走向歧路的孩子被及时拉回正轨，是许多潜在的风险被化解于萌芽。
“人大代表要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吴梅芳评价道，“承办单位不是仅把我当作建议的‘提出方’，还把我当成了解决问题的‘共同体’。不只反馈‘做了什么’，还愿意与我探讨‘为什么这么做’‘还能怎么做得更好’。这种互动，让我对全过程人民民主有了更深的认识。”
“评选和推广高质量办理典型案例，目的就在于树立标杆，推动实现‘内容高质量’与‘办理高质量’的良性循环，鼓励更多代表提出真知灼见，督促承办由‘答复型’向‘落实型’转变。”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相关负责同志在阐释典型案例评选标准时指出，重点在于“三看”：一看建议内容是否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切中要害；二看办理过程是否深入协商、充分沟通；三看办理成效是否推动解决问题、改进工作。
吴梅芳提出的《建议》及其办理实践，源于代表扎根群众、长期调研的履职成果，成于承办单位“将建议作为宝贵财富”的办理举措，体现于凝聚共识、推动治理的实际效果。
据了解，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代表们共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8406件，交由206家承办单位研究办理。
代表深入调研发现问题—凝聚民意提出系统性建议—相关部门协调推动并监督建议落地见效—在互动反馈中激发新的履职动能。在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中，将代表反映的民意民智、提出的意见建议有效转化为改进工作、推动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的实际举措，正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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